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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老年学研究所主办，北京市老年学和老年健康学会、北京老龄居养老产业促进中心协办的第6期“首都治理热点问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超大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致辞，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老年学研究所黄石松教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教授，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教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郭汉桥副局长，北京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一级巡视员、北京市老龄协会王小娥会长等来自各政府单位、高校、媒体的多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李文钊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然要考虑到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和格局，立足中国的国情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解决中国的老龄问题，也必须充分运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既考量中国在全球性人口老龄化格局中的定位和作用，也贡献中国的力量和智慧。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时，作为超大城市的北京将跨越老龄社会进入超老龄社会，同时也将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基本建立符合首都特点的现代经济体系，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基本建成。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深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首都规划建设发展治理的影响是复杂的、深刻的。与此同时，作为首都，北京各项工作也带有代表性、引领性、指向性，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全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如何准确把握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规律，如何健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如何破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治理“最后一米”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本次会议要探讨的主题，也是当前迫切解决的系列难题。希望通过学者论道能够产生更加丰富的成果，为超大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贡献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老年学研究所教授黄石松发布了其新作“新时代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北京探索与国际借鉴》。该书紧扣首都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基于国情市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以时代、中国、世界为参照，既体现首都战略定位，也站位于全球宏观视野，对首都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探讨，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提出了应对规划和策略。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北京探索与国际借鉴”的主旨报告中，黄石松表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如何建设首都”始终是贯穿北京规划、建设、发展、治理的主题。人口老龄化叠加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超大城市治理转型是贯穿21世纪北京的基本市情。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到“首都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在不到15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北京将从中度走向重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速，并叠加人口队列更替，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就是要实现“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当前，北京仍然存在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养老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和老年人的空间分布不匹配，养老服务的供给层次和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不对位，机构、社区、居家三种养老方式的结构性失衡，养老服务人才短缺与人才结构性矛盾并存，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公平可及性、综合连续性亟待提升，包括“一老一小”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资源统筹程度不高，等等现实困境与挑战。
黄石松表示，谱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首都新篇章，北京应致力于建设人人平等（老有所养、年龄友好）、人人共享（边富边老、共同富裕）、活力迸发（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社会，要将老龄政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将解决老龄问题作为一项复杂的、长远的、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循序推进。同时，还要以整体性治理为牵引，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未诉先办”改革为抓手，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具体来看，一是要着力促进老年人口空间分布优化。尊重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规律，尊重市场价值规律，从“遵循规划刚性约束，布局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需求”转向“适度超前配置服务资源，引导老年人合理流动，促进老年人在地融入”；“从政府刚性约束落实规划”转向“调动市场资源服务规划实现”。通过推动老年人口空间分布优化，带动城市功能优化，推进京津冀人口协同发展，实现老年人福祉全面提升；完善政策支持，以项目牵引、存量盘活、增量提质和机制创新，合理引导老年人口流动。二是要着力完善就近精准的养老服务体系，包括要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加快完善老年人综合能力和需求评估制度、建立“就近入住养老机构、就近使用养老资源”制度。三是要着力构建公平可及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包括要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体系，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四是要着力统筹“一老一小”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全面系统构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注重发挥家庭和老年人的主体性、基础性作用，强化“老幼共融”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五是要着力优化超大城市服务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建立都市圈养老服务资源协同机制、市域范围内不同行政区资源协作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六是要着力破解社会治理“最后一米”的体制障碍，构建起街道（乡镇）“一体化”服务体系。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陈功在“超大城市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主旨发言中认为，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得在认识清楚养老服务性质的基础上，摸清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才能做好养老服务体系的设计。
如何理解养老服务的性质？陈功表示，应主要从提升效率（即养老服务在数字经济、技术 的赋能下产生的积极变化）、效能（即养老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等）、效益（即养老服务所带来的效益所产生的正负外部性等）、效祉（即养老服务的效果、福祉等）四个方面来看。具体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仍存在适老化服务的覆盖有限、养老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不足、养老需求和供给之间不匹配等问题。
陈功强调，未来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一是要致力于解决“鲍莫尔病”，以数字技术为养老服务赋能，明细养老服务需求的分类与分级，精准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二是要做好兜底工作，系统性打造多元的养老服务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好老年人力资源，有效组织老年人力资源力量，使其在志愿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契合提升养老服务效率、效能、效益、效祉的现实需求，是让老年人拥有高质量生活的发展路径。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吴玉韶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旨发言中表示，我国21世纪初步入老龄化社会至今已22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也从2013年至今快速发展了10年，但当下，我国多数老年人养老依然依靠家庭，也即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我国素有养老的“9073”格局一说。所谓“9073”，指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社区养老，3%的老人在机构中养老。有数据表明，家庭照料者（主要是子女和配偶及其他家属）一直承担着居家老人照料的主要责任，占比95%以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政策。此外，在我看来，未来家属照料老年人的比例将下降、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将上升，这是大势所趋。对此，我们必须通过认真调研与摸查，认真思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10年来所形成的成就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契合当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的发展思路。
吴玉韶表示，做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构建基层养老生活的共同体。养老服务的关键核心是在街道和社区两级。当下来看，社区居家养老仍存在不少难点堵点。一是养老服务特别是专业化服务仍有欠缺；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包括供给、配置尚显不足；三是目前各地的社区养老服务名称不统一、标准不统一，给养老服务全覆盖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尚未明确是公共服务设施。今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将老龄委相关工作重新划归民政部，同时，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这对于养老服务工作意义重大。在未来的发展中，养老服务要更加注重整合协同，尤其是在社区层面更应强化这一要求，多措并举构建其基层的养老服务共同体。
在主旨发言环节，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郭汉桥作了“让专业养老服务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北京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一级巡视员、北京市老龄协会会长王小娥围绕“北京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进行了发言。
会议点评阶段由黄石松主持，北京市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总编辑李明圣，北京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日报社总编辑伍义林表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等点评嘉宾分别发言。（光明网记者郑芳芳）
™2paenmyic-vshdys7123fid-2fsslpcfdy夏木新荫，万物始茂。华北平原上，经过6年规划建设的雄安新区正绽放出勃勃生机，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雏形初步显现。在关键时间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把舵定向：“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既保持千年大计的定力，又要有只争朝夕的干劲，彰显了新时代大国之风范。
看清大棋局，才能明白每一处落子的深意。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6年，2000多个日夜，铿锵前行的步伐坚实而沉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雄安新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
从千年大计的角度看，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绝非旦夕之功。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也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比如，新区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如何统筹兼顾？承接转移与“强身健体”如何协同推进？安居与乐业如何有效衔接？破解这些问题，竭泽而渔的短浅目光不能有，贪大求洋的功利心态也要不得。只有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开发建设规律，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方能稳扎稳打，善作善成，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新时代业绩。
党中央对雄安新区的谋划，既有战略远见，也有实践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处理好近期目标和中远期目标、城市建设速度和人口聚集规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政府和市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自身发展、城市建设和周边乡村振兴等重大关系”，既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赋予了“辩证”的智慧，也对提升“统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方向清晰，实践中还需要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千年大计”的定力与“只争朝夕”的干劲相得益彰，直指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雄安样板的既定目标。这就要求始终紧密围绕“人”这个核心谋篇布局，提高统筹能力。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化、低碳化发展”，还是“坚持就业优先，完善就业创业引导政策”，抑或是“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等部署，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建设雄安新区，还要提高统筹能力，在错位发展、融合发展中开拓进取。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各有职能分工，与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紧密关联。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始终坚持产业方向和疏解重点相结合，以高水平承接促进高质量发展，才能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起笔是世界眼光，落笔为时代标杆，走笔成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正在探索的不只是自身的发展，更是新时代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科学之路。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这座未来之城、样板之城、人民之城，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金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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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是针对我国发展现状和国情特征作出的重大论断，体现出对我国发展瓶颈因素的深刻把握。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味着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新征程我国“三农”工作的主题主线和重点任务，乡村振兴成为在所有农村地区、农村诸多领域、涉农各个层次展开的战略部署和生动实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涉及的地区、领域、层次具有广泛性，它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立体性、长期性特征的重大变革。
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着眼点是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持续发展，由此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和农村不充分发展问题。然而，农村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农村而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跳出乡村这个范畴，在城镇化、城乡功能互补和要素互动的背景下进行思考。对我国而言，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是彼此嵌套、相互促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双重动能。
城乡之间存在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频繁交往，城镇化是一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现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人口对农村食品、生态、文化等产品的需求在持续提高，城镇产业为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再配置提供了更多选项，城镇化推动的经济增长也为政府财政能力增强、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创造了条件。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镇非农产业，促使农村劳动力配置效率提高和农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就是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的一个例证。我国必须把握城镇化和农村发展的相辅相成关系，将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振兴视为城乡结构转化的重要规律，进一步完善城乡市场扩展、要素流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在城乡协同的大框架下推进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乡村振兴是一个包含农村各个领域的系统概念，“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涉及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概言之，我国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延伸开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关系是乡村振兴实践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从逻辑上说，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前者是指农村产业具有高生产率和强竞争力，侧重于产业或经济维度；后者是指农村居民生活具有高水平、高品质特征，侧重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维度。前者能够为后者提供生产力条件，后者可以为前者创造有利环境。但在我国实践中，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诸多新情况，这意味着农业现代化并不直接等于也并不必然导致农村现代化。由此，我国必须关注这两种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强调两者之间的双向发力、相互促进，又要关注两者之间事实上的差异，通过多措并举来弥补两者之间的结构失衡。
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地理范围涉及所有农村，具体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乡村振兴强调地理和内容的“全覆盖”，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然而，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将系统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要着眼于地理和内容的全覆盖来谋划乡村发展，又要立足于农业农村的结构特征来进行重点突破，进而形成由点到面、由面到体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振兴涉及所有农村，但不同村庄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我国农村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即是这种差异性的一个体现。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必须使涉农政策和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具有地区一致性，同时要关注人口流动和产业集聚趋向，突出县域内中心镇、中心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具有显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的公共产品配置到人口集聚的地区，以实现公共产品配置均等性和经济性的较好权衡。此外，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涉及经济和非经济等领域，从培育壮大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角度看，必须将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即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绝对数差距应是重中之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集中阐述的“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即是对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回应。
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乡村振兴也必须准确把握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依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组合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乡村振兴建立在单纯依靠政府资源投放或市场自发调节的基础上，都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既与城乡要素市场化相对迟缓有关，也与城乡公共产品配置长期失衡有关。据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推进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进一步消除劳动力进城就业落户面临的制度障碍，加快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通过放活耕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降低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从事涉农产业的体制约束，加快数字技术对农村要素和产业的整合塑造功能。在这些方面，必须使市场机制能更准确地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和流动速度。同时，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特别是立足于粮食安全的“国之大者”属性，通过完善补贴政策等提高农民的农产品供给能力。立足于基本公共产品的普惠特征，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重点放在“三农”领域，提高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教育等获取能力，加快缩减城乡基本公共产品的配置落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国家的整体布局，也是各地的具体实践。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发展史甚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没有先例，涉及的领域、推进的难度也前所未有。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特征的国家，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既要有中央层面的通盘部署、长远擘画和统一协调，也要有地区层面的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和多元创新。将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有机结合起来，是我国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
就顶层设计而言，我国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体现新发展理念，必须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为指向，必须体现“五位一体”建设特征，必须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维度来测度，必须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抓手等。这些理念、准则和部署都是全国性的，各地都必须贯彻落实。就实践探索而言，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存在着落差，城市近郊和远郊的禀赋条件、产业形态、居民生活等也很不同。据此，不同地区应根据各地条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乡村振兴道路。例如，特大城市周边农村依据城市需求推动三次产业融合，中西部远郊农村依靠土地流转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等，这些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方式，为各地探索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道路提供强大支持。
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联着城乡结构转化。从国际视角看，特定国家在城乡结构转化中往往呈现出多个普遍规律。例如，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城市化驱动农业发展、农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农业技术创新程度提高、农村产业融合程度加深、城乡公共产品供给趋同等。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其他国家存在相通之处，因此必须重视和借鉴这些国际经验，遵循普遍规律来制定我国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然而，我国的乡村振兴不是对国际经验的“直接复制”，在将普遍规律引入中国时，必须依据本土化特征进行转化，从而将借鉴国际经验和体现中国特色结合起来。这是因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是一个立足本土背景、迈向自身目标的实践命题，中国是一个具有超大规模特征、各地农村发展存在差异的国家，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国家，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国家等，这些国情特征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差异。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在理念、方式、路径和目标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例如，我国农地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通过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细分和再配置而展开的，这与那些强调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迥然不同。
基于此，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于本土化实践来提出方案、选择路径、检验成效，必须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来回应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样才能更具针对性地完善涉农制度和政策体系，并促使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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